“九君子”冒险向国联递交《真相》

发布时间:2018-09-20   新闻来源:中国共产党新闻网  浏览 :3421


  

  《真相》蓝布包

  

  国联调查团在柳条湖爆炸现场。

  

  刘仲明夫妇和三个儿子。(刘钟难供图)

  

 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出的“九君子”肖像。

核心提示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沈阳“九君子”将收集到的罪证递交国联调查团,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。那么,“九君子”是怎么认识的?他们被捕入狱后,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出狱?上周,记者采访到“九君子”之一刘仲明的三子刘钟难,听他讲述发生在“九君子”身上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国联成立调查团来沈阳了解真相。沈阳九位爱国青年成立“爱国小组”准备向调查团递交日本侵略证据,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。

从1931年11月下旬到次年1月底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整理反映“九一八”事变实况的材料,汇集成册,并用红色丝线绣上“TRUTH”(中文译为《真相》),他们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。1932年4月25日,在法库基督教教区传教士倪斐德博士帮助下,“爱国小组”将《TRUTH》递交国联。

当年在《TRUTH》上签名的一共9个人,他们分别是大学教授刘仲明、毕天民、李宝实、张查理、于光元,银行家巩天民、邵信普,医学家刘仲宜、社会活动家张韵泠。鉴于他们的个人修养、精神气质和担当魄力,后人称他们为“九君子”。

近日,记者采访了刘仲明的儿子刘钟难,对涉及“九君子”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解读和澄清。

“九君子”是怎么认识的?

1913年,丹麦牧师华茂山在沈阳路三段青年里20号(今沈河区朝阳街155-1号)创办奉天基督教青年会。1921年,进步青年阎宝航被聘为青年部干事,他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,探讨救国救民之路,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参加,其中就有“九君子”。“父亲刘仲明在那时担任过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,与巩天民、刘仲宜等爱国人士都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。”刘钟难对记者说。

据刘钟难回忆,留英回国后的刘仲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。1929年,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,倡议“为国者可组织小友团”,青年读者对此颇感兴趣。1930年,刘仲明组织了爱国“小友团”,当时有14个人报名参加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“小友团”自动转变成秘密的“爱国小组”,对学生、病人进行爱国思想宣传,并对一些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“九君子”成为“爱国小组”的核心成员。

刘仲明,原名刘同伦,1893年生于辽宁锦西(今葫芦岛市)。少年时代,刘仲明有感于国弱民穷,立志学医。1917年,刘仲明在英国人创办的奉天医科大学毕业后,赴英国留学,后又赴丹麦、瑞士等国进修结核病防治学,1928年回国后任奉天医科大学肺科主任、教授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当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沈阳时,“九君子”便在刘仲明家召开紧急会议,商议如何揭露日本侵略罪行。大家一致认为,应该立刻收集日本侵略中国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铁证。当时决定由刘仲明、张查理和毕天民为整理主委,负责编排整理材料。编辑的原则是:“确保事实、证据俱在,只有事实而暂无证据者,不得不舍弃。以日本之矛刺日本之盾,让他自相矛盾,全无反驳的余地。”

他们首先把收集来的中文和日文资料译成英文,再交给于光元审核。于光元通晓英、日、德、俄四国语言,尤以英语最佳,熟知英国上层社会语言习惯和风俗民情,又了解底层社会的俚语和闲话,经他修辞润色的英文稿件,完全是一篇地道的英式英语。这些材料最后由刘仲明全权负责整理,命名为《TRUTH》。

监狱中发生了什么?

史料记载,1932年2月中旬,刘仲明在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(英国人)的帮助下,写好了给国联调查团的信。4月25日,在爱尔兰传教士倪斐德的帮助下,《TRUTH》被成功送到国联调查团的手中。

《TRUTH》公布的75条日本侵略罪证,具有“原始性”“系统性”“实证性”“法理性”, 日本既反驳不了也甩不掉。据此,国联公判:“日本为侵略,成立满洲伪国看不出有当地民意的迹象。”

在国联报告书审议大会上,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对以上结论投赞成票,只有日本一国投反对票,日本当场宣布退出国联。

《TRUTH》的意义在于,中国人破天荒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声,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嘴脸大白于天下,彻底揭露东北同胞“自愿建立伪满洲国”的谎言。从道义上和法理上打败了日本侵略者,取得了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。

这份材料让日本侵略者恼怒。1935年10月,日本特务机构依据倪斐德这个线索,大肆抓人。女子师范的校长、教会的神职人员、盛京施医院里各科负责的大夫都不放过,“九君子”中除了张韵泠外,有8人被捕。

刘钟难回忆说,面对日本特务的审问,刘仲明大义凛然、慷慨陈词,主要述说了“三点声明”: 我是爱国小组的召集人;我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证《真相》的集大成人;我是向国联递交《真相》的送达人。其他人只是参加者,一切由我负责。

“当时父亲实话实说这三句话的目的,就是要表明‘我在为真理作证,我要对历史负责,我没有罪’。”刘钟难解释说。主审特务听刘仲明这么一说,喜出望外,准备上报邀功。

刘钟难接着讲道:“日本人严刑拷打巩天民、毕天民等人,但他们什么也不说,而父亲每次面临审判时都是这么几句话,还一再声明:‘善有善报,恶有恶果,正义必将战胜邪恶。你们今天炫耀的辉煌战绩、胜利果实,反过来看,正是你们明天受审的罪证’。这可把日本人吓坏了,就把这些人全部关押起来了。”

就这样,刘仲明被关押40天,巩天民被关40多天,最后都被放了出来。

“为啥放出来?被关押的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。其中盛京施医院的医生、教授居多,并且有英国背景。盛京施医院要求日本侵略者放人,况且日本特务确实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,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,日本侵略者只得放人。”刘钟难解释说。

这里不得不提“九君子”中的刘仲宜。他被关押的时间最长,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,身心遭受重创,出狱后精神失常。刘钟难告诉记者:“原因是他作为进步爱国人士,在沈阳东华门角上开了一家同仁药房,经常掩护地下党和进步爱国人士。当时有进步学生撒传单后跑到同仁药房,被日本特务盯上了。日本特务到同仁药房搜查,在天花板上查到了油印机和部分宣传品,认为刘仲宜是共产党,但刘仲宜始终不承认,最后只得释放。他是‘九君子’里受刑最多、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。”

记者查阅资料发现,“九君子”中只有一人是共产党员,这个人就是巩天民。资料记载,1925年,巩天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沈阳第一批共产党员。1927年,受党的指派,他转入地下工作,成为一个真正的潜伏者,除了周恩来、潘汉年外,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。1979年巩天民去世,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。1984年,中央组织部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证据,这份文件要求巩天民的身份要在特殊时候或者百年之后才能公开。

刘仲明和巩天民并肩战斗,历经过生与死的考验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刘钟难回忆:“小时候经常听到巩叔和父亲的谈话。”

有一次,巩天民讲,在警务处受审时,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冢对他说:“你们这些小子,真是罪大恶极!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,帮助你们建立新国,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,还向国联告我们,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地丢脸,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。”事后谈起这段话,刘仲明对巩天民说:“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,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,那我们可真是‘死有余荣’了。”

出狱后,刘仲明一直在沈阳从事医务和教学工作,培养了许多防痨专业人才。

《TRUTH》原件 如何找到的?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“九君子”和他们的后人一直在寻找《TRUTH》的原件,始终没有结果。因为亲手整理编写了大部分的《TRUTH》资料,对其内容印象较深,能回忆起来一部分,为了弥补遗憾,刘仲明在1960年写了一篇《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沈阳“爱国小组”抗日救国行动纪实》的纪实文章。

后来,“九君子”的后人把目标锁定在联合国,很快就寻到了线索。2008年6月,他们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找到了《国联调查团报告书》及附件《TRUTH》。

随后,这份珍贵史料的影音资料以及复印件终于通过“九君子”后人,返回国内。2011年,刘钟难承担了《TURTH》史料的翻译工作,他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将当年父辈们用英文撰写的日本侵华罪证《TRUTH》及倪斐德博士写给李顿勋爵的亲笔信,还原成中文。“79年后,当我把这份重要抗日英文资料翻译回中文时,我当时的心情啊,无比的激动啊。”刘钟难说。

翻译好后,他与其他“九君子”后人一起将这英、中两种文字的史料,无偿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。刘钟难说:“自己始终不忘当初父亲给我起名字的初心――钟情国难,不忘国耻。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、民族的事情,觉得自己没有辜负父亲当年的期望。”

记者了解到,那还是在“九君子”秘密编辑《真相》时,刘仲明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。面对山河破碎、民遭涂炭,刘仲明为其起名“钟难”。“这名字就是激励自己有抗日担当、不辱使命,同时嘱咐后代不忘国耻,众志成城,光复祖国。”刘钟难解释说。

补记

刘仲明毕生致力防痨工作

1928年秋,刘仲明自国外返回沈阳后,开始了他在沈阳乃至东北的防痨工作。

刘仲明在盛京医科大学建立了结核病学,又在小河沿盛京施医院开设了一个结核病门诊。开始时,每天前来诊治的仅有二十几个病人,后来随着患者病情的好转,门诊声名大噪,每日门诊人数也增加到80人,其中1/3的患者为新病人。刘仲明让很多结核病患者看到了希望。他又建立了结核病房,最初有16张床,收急咳血及做人工气胸的病人,后来逐渐发展为50张床,收容肺结核病人。这是沈阳第一个防治结核病的专业门诊。在中国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痨病开始有了治愈的希望,为甩掉“东亚病夫”的耻辱,奠定了基础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刘仲明曾担任东北结核病防治所所长、辽宁省结核病防治院院长、省民盟顾问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,曾当选为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刘仲明以精湛的医术、高尚的医德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医学界同仁的称颂。

刘仲明90岁高龄时,还抱病主编《实用结核病学》。1986年6月14日,刘仲明因病在沈阳逝世。

老人家在生命弥留之际,颇有感慨地向家人说道:“我的一生怀有两大夙愿:热爱人民,热爱祖国;我的一生做了两大事业:挥洒心血抗痨救民,宁死不屈抗日救国。期盼儿孙们能继承我的遗志,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,奉献社会,为民为国。”

(除注明外,照片由辽宁日报记者万重翻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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